从2000年到现在为止，我国煤炭产量从11亿吨左右增加到现在约二十六七亿吨，每年增加2亿吨煤的情况下还出现电煤紧张，原因很多。
首先是电力需求增长过快。我们现在每年的电厂建设规模巨大，2006年全国的电厂装机容量增加了将近1亿千瓦，2007年实际的新的电厂建设规模也达到了1亿千瓦，而现在发电又太依靠煤炭，火电占到电力的77.4%，发电量占到全部发电量的83%以上。电煤占现在煤炭生产总量的大约60%，对于煤炭市场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第二就是在这种快速的煤炭增长过程中，我们煤炭运输能力的增加仍然滞后。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除了电煤以外，其他的领域里用煤的需求增加也很旺盛。煤炭除了用来发电以外，冶金用煤、建材用煤也占很大的比例，同时工业窑炉、锅炉用煤数量增加也很快。
所以，整个煤炭市场处于一个需求十分旺盛的状态。这种情况下，煤炭究竟供应给谁，市场上就出现了一种相对的竞争状态。煤炭由于可以在市场上卖到更高的价格，煤炭企业就不愿意供应给电厂。
要解决电煤不足的问题，要从一些长期的原因来分析。
总的来看，第一就是能源价格体系还有一定的缺憾，它没有反映市场供需的一些基本面，对于这种短缺紧张没有做出及时的反映。现在电力的消费结构、电源结构还有不合理的地方，现在太过于依靠煤炭，而其他发电技术装备进展仍然不是很快，所以现在就成了恶性循环，煤电搞得越多，煤炭缺得越多。
第二和电力需求有关。我们的电力需求快速增长（这几年电力增长速度都是每年14%~15%），这个增长速度在世界各国几乎没有出现过，在工业化进展到这种程度时，还会有这么大的电力增长速度。如果不能把电力的这种增长需求抑制住，光是水多了加米，米多了加水，这么加下去的话，最后你的锅肯定是盛不下的。我感到需要宏观经济调控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同时对于能源价格的调整进一步加快。
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如果按照现在这么一个增长方式——主要依靠投入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来追求每年达到10%和11%甚至更高的GDP，这可能是维持不下去的，我们需要一个合理的、质量更高的GDP增长速度。
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大面积地实现能源价格的补贴，是完全和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些客观要求相背离的。价格补贴要尽快取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现在是在一个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人口众多，在工业化过程中是难以去重复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依靠大量消耗能源和原材料来实现工业化的道路的。中国现在生产了5亿多吨钢，世界上后几名，二、三、四、五、六、七加起来的钢铁产量比不上中国一个国家；我们的煤炭产量是差不多全世界产量的40%；水泥是13亿多吨，其他国家没有一个超过三四亿吨，我们现在是别的国家最高产量的好多倍，人均水泥消费量都比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多几成；再说电力，电力是非常重要的二次能源，而且现在电力的76%左右是工业用电，而工业用电里又有40%多是高耗能产业在用电。
所以电力价格压低主要补贴了谁？第一个得利的就是制造业，而制造业里面最大的一块就是高耗能产业。所以实际上我们的价格信号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推动高耗能产业，或者用电较多、附加值较低的行业的大发展。这个补贴问题在经济的整个导向方面，还有在社会公平方面都是没有太多道理的，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要改变这个现象。
现在有担心，怕价格调整会引起消费品、引起其他整个价格水平的通胀。我们的初衷是想控制一些价格水平的通货因素，但是实际做的都是对这种不想扶持的、带有不合理性的消费进行了补贴。
价格改革实际上应该看它的需要，而不是看所谓的时机。这个时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人说国际油价低时最好并轨，并轨冲击小。但也有人说，国际油价真正涨得高时去并轨大家比较容易接受。
所以该调时就要调。当然也要考虑到，一步到位的确可能对于某些行业造成较大的冲击。我们可以采取分步调的方式，但是分步调不等于不调，而且分步调不等于说，走了一步下一步就不敢走了。所以，应该给各方面的消费者以充分的市场信号，告诉他以后浪费、开高耗油车、搞高耗电的产业行不通了，必须尽快地提高技术水平，改变产业结构，改变不合理的消费习惯。
中国应该实现一个高能源价格政策。不但是市场本身要来把能源价格抬上去，我们不能压着，因为这个市场本身就反映出稀缺性，反映出市场供需的紧张，同时我们可能还要有一些政策性的引导。比如说欧洲、日本为了防止它们的石油需求增长过快，增加了很大的消费税。我想我们这方面还要做重大努力。
这个价格改革，应该增加政策因素，应该在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方式这些方面起作用，这个改革是一个巨大的改革，它不是小打小闹、稍微调整两分钱就能解决问题的。
（本文根据国家能源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副主任、能源专家周大地的发言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