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贵州频道12月27日电（记者王丽 陈忠华 刘军）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使我国能源消费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大国，但与此伴生的是日渐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开发利用能源所产生的环境约束正成为能源战略和能源决策越来越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当前一项日益迫切的要求就是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有效控制不断增加的能源供给对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我国当前能源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我国的环境污染为典型的能源消费型污染，而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和单一的能源消费模式是造成能源环境问题不可忽视的原因。虽然我国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以煤炭为主、多种能源互补的能源结构，但是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的６５％左右仍为煤炭，在今后几十年中这种格局不会发生大的改变。
能源的使用和消费结构、方式是造成我国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据了解，目前全国８５％的二氧化碳、９０％的二氧化硫和７３％的烟尘都是由燃煤排放的，大气污染中仅二氧化碳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ＧＤＰ的２．２％。
专家分析，目前我国主要面临以下能源环境问题：一是燃煤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硫造成严重的酸雨污染。我国在１９９５年就已经成为全球二氧化硫排放最多的国家，超过了欧洲和美国。目前全国火电厂二氧化硫排放量占全国的４０％，预计到２０１０年将占６０％。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我国由于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造成农作物、森林和人民健康等方面的经济损失约为１１００多亿元，已接近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２％，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二是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占全世界的１３％。据专家估计，以煤炭为主的矿物能源消费的增长，将使我国温室气体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在未来１０年内有明显的增长，在随后的２０年可能趋于平稳，２０３０年将达到相当于美国目前的排放水平。大量使用矿物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会使全球气候变暖。能源引起的环境污染治理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并将制约未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和能源发展。
二、环境压力对我国能源发展战略的挑战
全球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１９９２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１９９７年通过了《京都议定书》。本着１９９２年公约确定的公平原则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在２００８按至２０１０年期间平均减排５．２％的承诺期与减排目标，没有为发展中国家规定减排或限排义务。专家提出，虽然我国目前没有承担具体的减排义务，但是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都直接或间接地利用环境标准、环境标志和市场准入等条件，对发展中国家形成新的贸易技术壁垒或贸易限制。这种外部环境迫使我国提高能源效率标准和环境标准，尽快缩短与国际社会的差距。因为从长远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趋势是能源效率和环境标准与贸易规定相协调以及各国的标准相统一。
环境压力对我国能源发展战略造成巨大挑战，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关系、能源结构转换和环境的关系是我国２１世纪前２０年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处理不好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从发展的历程看，我国实际上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改革开放后我国严重的环境污染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成本和环境代价。根据对我国未来能源生产和消费的环境容量分析和预测，要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处在生态系统能承受的降解能力之内，全国最多能容纳１６２０万吨左右；氮氧化物的环境容量也不能高于１８８０万吨，但从目前的发展态势预测，能源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都会远远超过环境容量极限。因此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充分重视能源环境问题，减少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一个极其紧迫而严峻的问题。
但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正处于迅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对能源依赖不断增加，加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总的来看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仍在加剧，并且从城市向农村蔓延，生态环境破坏的范围仍在扩大。不少专家提出，我国目前在解决环境和能源矛盾问题上应该兼顾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两个基本方面，不可过分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
我国是一个人均收入偏低的中等收入国家，人均资源匮乏，当前和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将以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为主要任务，这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在发展的历程中都走过的道路，也是我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因此目前和未来２０年内我国都应该以发展经济为制定发展战略的首要出发点。但同时我国不能再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否则我们会丧失改善环境和解决环境污染的最佳时机，必须尽可能协调能源和环境的矛盾。
三、解决我国能源与环境问题的出路与对策
专家指出，解决我国能源与环境的矛盾，要从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和机制创新等多方面寻找出路。在能源消耗和使用中采用先进技术和工艺，既可以降低企业对能源等重要资源的投入，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减少能源消耗本身就降低了与能源相关的环境污染。ＯＥＣ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通过提升能源效率在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８５年间的用油量降低了１５％，但其国内生产总值仍提高了２１％。
针对我国燃煤型污染最为严重的实际情况，提高煤炭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技术进步最为重要，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工业锅炉大型化，我国约有６０万台工业锅炉，年耗煤约４亿吨，但锅炉平均热效率仅６０％左右，原因是锅炉容量小、效率低、污染大、煤耗高。我国应采取热电联供、集中供热或分片供热系统以取代分散的小锅炉。二是火电机组近代化。我国供电平均煤耗比工业发达国家约高三分之一，主要原因是火电机组设备落后，效率低。因此一方面需更新改造中压中等容量机组，改造小型机组，更重要的是尽快发展亚临界和超临界机组，降低煤耗。三是城市煤气化。全国城镇民用炊事用煤一年达６５００万吨以上，但是利用效率仅１５％，若改烧煤气其效率可提高到５０％。
调整能源结构、鼓励使用新型的能源方式也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当前我国在转化能源使用结构和提高能源效率方面有一个误区，即核能在各种能源中是最经济的来源，因此也是能源结构转换的方向。实际上核能发电并不便宜，由于核能发电成本比火力发电的成本昂贵得多，美、英、法等核能先进国家都已不再发展核电工业。美国能源部１９９３年５月的统计资料显示，在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１年间，全美核能发电成本平均约为燃煤发电的１．５至２倍。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都认为核电厂不经济，对核电厂的融资都极为谨慎。
专家提出，以增核能发电来应对温室效应问题，现实性并不强，开发清洁与可再生能源是更为有效的解决出路。就我国的能源结构来看，首先应加快开发水电。我国可供开发的水能资源为３．７９亿千瓦，但目前开发利用程度还不高。水能是可以再生的清洁能源，运行费用低，无大气污染问题，加快水电发展有利于改善我国电力工业结构，降低煤炭消费量。其次应扩大天然气的发电比重，根据国际能源机构（ＩＥＡ）的资料，ＩＥＡ会员国未来的发电结构，天然气发电的比重将由１９９５年的１２．９％增至２００５年的１９．６％，而核能发电的比重则不断降低。
第三是积极开发新的可再生能源，世界上主要国家为了应对温室效应，都积极开发利用新的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海洋能、地热、生物质能等。根据世界能源委员会的预测，到２０２０年新的再生能源将提供全球能源需求的３０％，每年可减少约３６００百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目前全球每年排放量的３０％。我国目前除重点搞好风力发电场的建设外，还要扶持太阳能、地热能、潮汐能和生物质能的发电试点和研究工作，因地制宜建设可再生能源电站。
我国工业能源消费占全国能源总消费的７０％左右，特别是冶金、建材和化工三个高耗能工业的能源消费就占工业消费总量的４７％。因此节能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对解决能源与环境矛盾也至关重要。专家认为，我国目前节能技术创新和扩散在体制、资金、管理等方面存在许多障碍，如节能新技术研究成果转化资金缺乏、企业节能技术改造筹资困难、节能设备质量差、关键技术和设备过度依赖进口等。应积极鼓励和支持开发节能新技术，组织实施节能示范工程，巩固和完善节能技术服务体系，培育和规范节能技术市场，逐步形成规模化的节能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