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远超往年的“煤改气”，乃是我国天然气消费量急剧上升的主要原因。“煤改气”应不应该成为一个压倒性的工作呢？
第一，“煤改气”要充分考虑近期的供应安全和远期的运行成本。近期供应安全，从各方反应来看，自不待言。远期来看，除钢铁业外，大量“煤改气”乃是将北方的供热锅炉改造成为天然气锅炉，意味着未来北方的天然气供应峰谷差将进一步增大（北京接近20∶1）。由于我国北方取暖季主要集中在冬季，但城市燃气供应能力必须按照最大用气需求进行配置，意味着全年大多数时间设备低负荷运行，浪费巨大。而且，在我国储气设施、调峰设施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冬季高峰天然气供应走钢丝、高成本的态势，会长期存在。动辄要求工业企业停产检修，既有违契约精神，又对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构成不利影响。此外，随着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的逐步增加，能源的安全问题愈加严重。
第二，要充分考虑成本和效益。目前，“煤改气”采用的办法还是惯性思维，由政府强势推进，一方面设定最高煤炭的消费量，另一方面对天然气采暖、发电等实施补贴。尽管我国环境问题确已到了须用“重典”的历史关口，但欲速则不达。一则，强令诸多仍运行良好的煤锅炉、煤电“煤改气”，本身就是巨大的浪费。二则，强令某个区域内禁止燃煤锅炉的存在，实际上是某种“邻避效应”在地方政府行为上的一种表现——污染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但不要在我的辖区内。然而，污染是不受任何行政边界限制的。这就要求我们从一个全局治理角度审视“煤改气”投入的效用最大化，而不能单纯着眼于某个单一区域。
各地强力推进“煤改气”，实际上是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表现，并非治霾的长远之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突出强调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提出了要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推进天然气等领域的价格改革，并明确划定生态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我国治霾，推进“煤改气”，应按照这一纲领性文件，有所为，有所不为。
第三，要充分利用市场规律和价格杠杆来推进“煤改气”，让落后产能退出和天然气替代能够平稳过渡，而不是一纸关停命令。要建立一套能够反映天然气、煤炭等能源产品的供求关系和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并将各类能源产品负的外部性纳入价格体系予以考虑，考虑其对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
第四，要定标准，强监管。政府应通过制定比如天然气行业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包括煤锅炉（煤电）等用能形式的排放标准，并通过规划、标准的执行来强化对市场的监管和违法的惩戒机制，以裁判员的角色而非管理者的角色介入市场。
第五，要打造交易平台，利用市场化的方式做好区域协调工作。通过建立跨区域的天然气交易平台和碳排放、污染排放交易市场等，优化气源配置，促进有限的资源流向边际收益（包括经济收益、环保收益等）最大的行业和区域。鉴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将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政府应给予传统能源的高效利用、环保技术与新能源同等优惠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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